公孙天成帮程亦风把文集番到后面，有一篇《人才论》，开篇即道“天下之广，不患材之不众，而患上不欲之众，不患士之不为，患上不欲其为”，接着便谈到楚国八股取士的弊端，以及官僚庞大之害，又提出了改革科举，精兵简政。和程亦风论述的新政几乎一模一样。
程亦风心中不禁既惊讶又敬佩，再翻过去，看到《君德论》《御臣论》《养兵论》《兴学论》《水利论》，然后有《均输论》正与那“官买法”大同小异，《市易司论》又和“官卖法”不谋而合，而《保元贷论》，说的正是用各地赈灾的保元仓之米作为朝廷放贷给百姓之本，和公孙天成所说的“官贷法”如出一辙。程亦风急急又翻了几页，看到《募役论》，一目十行地扫过，就知是“官雇法”的前身了。
啊，他自以为在安德刻苦钻研，开创新法，不想于适之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提过了，而且论述更加清楚，各项提议也比自己和风雷社士子的更加周到完备。这样的一次变法竟然失败了，那么程亦风正在计划的新政呢？
“于大人的改制……究竟是为何失败？”
公孙天成将于适之的文集拿回来，轻轻地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幽然道：“文正公无过，是真宗先帝太过心急了。”
程亦风愿闻其详。
公孙天成道：“老朽初识文正公，在景隆三年，当时老朽还年轻，荒唐得紧，宁肯流连花街柳巷，也不想入朝为官。而且人又狂妄，自以为才高八斗，看不起做八股文章的士子，便为自己想出了一条好营生——专到考场替人做枪手。”
“啊……”程亦风万想不到公孙天成也有如此“荒唐”的岁月。
公孙天成道：“景隆三年时，文正公正是大人现在的年纪，官拜翰林院掌院学士。那年的会试由他主考。老朽先已答应一个富家子弟替他入场应考，却不知此人在入场前一天与人当街打架闹事，已被抓进衙门里。老朽顶他的名考试，卷子被文正公亲自判为一甲，而待到拆封看名，就露了陷。文正公找到那富家子弟，命他招出事实真相，这便找到了老朽。”公孙天成说时，望了一眼跳动的灯火，仿佛往事一幕幕尽从中闪现：“老朽以为闯了大祸，难免要遭牢狱之灾，正想着要如何溜之大吉。岂料文正公决口不提替考之事，只问老朽为何学了满腹圣人文章却不肯为朝廷效力。老朽自然把平日所见之各种怪状一一数来，说：‘如此朝廷，岂值我公孙某人为之卖命？’文正公听言并不发怒，只道：‘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这句话，我到今日还记得。”
会说“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无甚希奇，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无甚希奇，甚至谈论“天下兴亡匹夫有则”亦不甚希奇，然而要说出“天下为公”，非大仁大勇者不能。
公孙天成道：“文正公劝我来年应考，入朝为官，我当时依然没有答应。他也没有勉强于我，只不过自此之后，常常来与我清谈。就我所抱怨的时弊，他提出一些解决之法，与我商议。久而久之，老朽同文正公结为知己。”
“景隆九年时，”公孙天成道，“据说是真宗先帝梦见他父亲神宗，责备他不会治国，使国库空虚。真宗醒后问满朝文武：‘治世当以何为先？’众官员有答‘仁’的，有答‘孝’的，莫衷一是，但大多是虚言。唯文正公答曰：‘以择术为先。’真宗奇之，问其详，文正公遂对以经世之术。真宗先帝大喜，命文正公条陈奏文可以施行之‘当世及务’，文正公领旨后，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便是景隆改制之纲。”
这篇文显然也收在文集中，公孙天成翻到那一页，并不交给程亦风，自己读着，似有千般感慨：“《条陈》上后，真宗先帝立刻提升文正公为崇文殿大学士，令他领导变法。依文正公的设想，新法需要先在部分州县试行，观其利弊，再决定是否推行全国。如此一步一步行来，估计总要有十年才可初见成效。但真宗先帝性子甚急，第一个月内就不顾文正公和许多大臣的反对，连发了七十多条‘钦定’政令，第二个月又发出六十余条。”
“这么多的政令，一时之间要让地方官员如何施行？”程亦风忍不住问道。
“别说地方官员，”公孙天成道，“就是京畿一带，大家也如坠云雾，不知这些政令哪一条与己有关，哪一条与己无关，哪一条应当先行，哪一条应当后办。有的官员按照圣旨将政令全部施行，结果事务比旧时更加混乱，自然叫苦不迭。有的官员则干脆假装没看到新政令，依旧按照老规矩做事，不过出了纰漏却一律推到新政之上。中央尚且如此，地方上究竟新法是如何施行的，有谁知晓？”
可不是么！程亦风想道，景隆九年时，自己才八岁，住在江东水乡小城，印象里县太爷从不曾说朝廷有新规矩，大家的生活也未有过改变。可见真宗的政令到了江东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成了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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