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12）
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个头儿不高的瘦瘦的年轻人，穿一件吊面小皮袄，脚登高统皮靴。他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腋下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很轻快地走了进来。
“哎呀，我们的公爵驾到啦。”他说过，把茶壶放到茶碗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45]，“我们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他说着，脱掉小皮袄，从大家的头顶上扔到板床的角落里。“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反正艾米丽雅总是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他笑嘻嘻地看着兰采娃说，“好，现在你就泡茶吧。”他对她说。
这人的整个外表、他的一行一动、他的声调和眼神都透露着蓬勃的朝气和愉快的气氛。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头儿也不高，瘦骨嶙峋，那苍白的痩脸上的颧骨显得很高，一双清秀的淡绿色眼睛离得很远，薄薄的嘴唇——此人恰恰相反，一副郁郁不乐、灰心丧气的样子。他穿着旧棉大衣，皮靴上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到兰采娃跟前，就朝聂赫留朵夫弯了弯脖子，这样他就既点了头，眼睛仍然还在看着聂赫留朵夫。然后，又很勉强地伸过一只汗津津的手来，随后才慢腾腾地把吃的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一一摆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出身平民：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从十八岁就参加了。纳巴托夫因为天分过人从乡村学校进了中学，同时一直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了金质奖章，但他不进大学，因为在七年级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要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那些被遗忘的弟兄。他就这样做了，先到一个大村子里去当文书，可是不久他就被捕了，因为他给农民朗读小册子，还在农民中间创办了一个生产消费合作社。第一次被捕他在牢里坐了八个月，出狱后仍受到暗中监视。他出狱之后立刻就跑到另一个省的一个村子里，在那里当了教师，又进行那样的活动。他又被抓起来，这一次把他关了一年零两个月，然而他在狱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被抓进去，关了七个月，然后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又因为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从那里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所以，他成年以后的日子有一半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所有这些经历丝毫没有使他的性情变坏，而且也没有损伤他的毅力，倒是更激发了他的斗志。他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胃口特别好，不论什么时候总是精神饱满、快快活活、朝气勃勃。他不论做什么，从不后悔，也不去猜想遥远的未来，而是尽自己的智慧、才干和办事能力办好当前的事情。他出了监狱，就为自己既定的目标而工作，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民为主的干活儿的人；他进了监狱，同样朝气勃勃、脚踏实地地工作，跟外界进行联系，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自己，而且为自己的团体。他首先是团体的人。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他一无所有也可以心满意足，可是为了同志们的团体他却有很多要求，而且可以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不论体力活儿脑力活儿，一干起来就不停手，不吃饭，不睡觉。他是农民，爱劳动，干活儿又麻利又灵巧，自然而然能克制自己，彬彬有礼也不是有意而为，不仅能体贴别人的心情，而且能尊重别人的意见。他的老母亲还活着，是一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思想，纳巴托夫还要照顾她，在没有坐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细心地问寒问暖，帮她干活儿，并且跟他以前的伙伴，跟那些农民小伙子来往不断，跟他们一块儿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46]跟他们较量拳脚，并且向他们讲解，他们大家怎样受了骗，怎样才能摆脱他们正置身其中的骗局。每当他想到或者说到革命将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时，总认为像他那样出身的老百姓将处在跟现在差不多的条件下，只是有了土地，没有老爷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当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诺沃德沃罗夫及其追随者玛尔凯·康德拉季耶夫的意见不同。照他的意见，革命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是应该把他热爱的这座壮观、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
他在宗教方面也表现出典型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考虑玄虚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起源，不考虑死后的岁月。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如同在阿拉哥[47]的心目中一样，是他一直认为不必要的一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得对，他根本不过问。他的同志们都认为达尔文主义极端重要，可是他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思想游戏，跟六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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