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琳说的没错，洪家的房屋院落的确已经显出了颓败的老相。洪禄承被说动了，他发现妻子更了解世间的因果逻辑。没有什么是永不变的，一切原本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洪禄承的郁结渐渐疏解开了。这心里一扭过弯来，公私合营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本来嘛，老铺和老宅既然都没了，剩下的，也就再没什么舍不得了。
很快，洪禄承就去找队长去谈公私合营的具体事宜。队长可没想到还能一举两得，高兴之余对他大加称赞鼓励，给出的条件也很优越，除了一些国家规定死的政策外，其余都可以商量。特别是在有关洪禄承个人工作的安置问题上，划出的范围和待遇比较宽松，可以由着他选。而洪禄承在沉吟了一番后，提出的条件，却只是把伙计们安置好，除此别无他求。队长更是高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难办，因为洪家名下的酒楼饭庄皆已无存，除了刚关张的衍美楼老铺，大部分庄馆员工早就由洪家出钱，回乡的回乡，改行的改行了。安置的重点，其实只在于那些饽饽铺。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协议。衍美楼的店伙厨师由市三商局饮食公司安置到其他的国营饭馆，八家饽饽铺的百余员工则成为了国营糕点厂的工人。至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5级的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零八元。而食品行业，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七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高潮。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天安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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