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乌方进行隐秘磋商的同时，王迪仍游刃有余地遥控指挥着国内企业的战略发展。
11月15日，张垒圆满结束美国的各项事务，顺利辞职回国。在与王迪打完一通长途电话后，他正式加入了启迪创投。
遵循王迪的指示，张垒的首要任务，便是掌舵那艘承载着10亿人民币的半导体基金巨轮。这笔庞大的资金，由启迪公司全额注资，彰显了其对半导体产业的坚定信念与深厚底蕴。
基金一经成立，张垒便迅速行动起来，逐一通知了那些早已翘首以盼的海归博士团队。
早在国庆期间的会面中，张垒就已明确选择加入启迪创投，只是彼时他需要返回美国处理离职事宜，并与王迪约定于11月中旬正式履职。
王迪当时便慷慨允诺，只要张垒加入，便赋予他管理这10亿半导体基金的重任。
张垒在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并未虚度光阴，而是充分利用其广泛的人脉与卓越的手段，积极动员并联系他所熟识的半导体精英回国创业，其中自然包括那次会议上的其他20多位博士。
这些博士在返回美国后，与王迪的联系并未中断，反而更加积极地前往王迪在美国创立的公司参观交流。吴敏椿博士便是在参观完美国百度搜索公司后，被王迪说服，留了下来。
而其他博士则怀揣着强烈的自主创业梦想，其中黄婧与邓忠瀚两人尤为积极，他们在参观完王迪的公司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组建归国团队，并与张垒相约共同回国。
因此，当半导体基金成立的消息传来时，黄婧与邓忠瀚两人率先获得了首笔融资。他们原本只打算寻求一千万的融资，但张垒却并未应允，反而劝说他们应该争取更多的资金。这令性格直率的黄婧感到有些不满，当场对张垒提出了质疑。
然而，张垒并未因此动怒，反而耐心地向黄婧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CAD和芯片行业若要实现技术的快速突破与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除了需要核心的技术团队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外并购来加速技术积累。
他鼓励黄婧与邓忠瀚不要拘泥于回国创业的身份限制，而是要敢于并购国外的小型技术团队。只要资金到位，即便无法直接收购企业，也能挖来顶尖的技术人才。
邓忠瀚听后觉得颇有道理，便提议向王迪请示意见。
尽管王迪已经授权张垒在一亿以下的融资决策上拥有自主权，但张垒出于对新任职位的尊重与责任感，还是决定向王迪汇报此事。
王迪接到电话，在听完张垒的汇报后，心中不禁暗暗发笑。
他没想到，即便回到二十年前，张垒的投资风格依然如前世般充满大局观。将半导体基金交给他管理，无疑是明智之举。
王迪在电话中不仅肯定了张垒的投资理念，还亲自与黄婧、邓忠瀚两人通话，明确了半导体投资基金“只投资、不控股”的原则。
尽管目前该基金尚未获得正式牌照，也不属于私募基金范畴，而是王迪个人设立的非公开基金，但所有必要的基金协议都将被纳入投资合同中。只要王迪不公开募集资金，就无需担心违法违规问题。
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后，王迪将后续与黄婧、邓忠瀚的沟通融资事宜全权交由张垒负责，自己则退居幕后，绝不越俎代庖。
张垒感受到了这份信任，工作热情更加高涨。
随后，黄婧主动向张垒道歉，对他的提议不再抵触，并很快达成了融资协议。她创办的安博软件公司专注于CAD软件的研发与销售，通过出让70%的股权获得了启迪创投半导体基金5000万人民币的投资。
而邓忠瀚创办的中星微电子公司则致力于多媒体芯片的研发与销售，同样出让70%的股权，却获得了高达1亿人民币的投资。
两者之所以在出让相同股权的情况下融资额相差悬殊，除了软件与硬件公司的本质区别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邓忠瀚筹备的研发团队相较于黄婧更为完整和强大。
而在前世，邓忠瀚出让的70%的股权，只融资到了国家1000万人民币的投资，尽管国家承诺永不稀释他的股权，可依然拖慢了其公司的前期发展。
在双方签约后不久，得到消息的华夏科协，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其行政资源帮助黄婧和邓忠瀚对接有实力的地方政府。科协以千金买马骨的姿态，希望通过这两位博士的成功案例吸引更多留学人才回国创业。
最终，黄婧的安博软件公司被魔都以优惠的税收政策（五免三减半）和免费的办公场所，以及震旦大学在软件领域的人才优势所吸引，而落户魔都。
而邓忠瀚的中星微电子公司则被京都政府挖走，最终落户京都。
两人的成功以及所获得的融资和待遇，让还在犹豫不决的博士们羡慕不已。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垒忙得不可开交。
在王迪回国前，他又再次成功谈下了五笔融资，这些融资均来自那25位海归博士所创办的企业。详细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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