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察队正在向西行进，据估算，距离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边界线还有三天左右的路程。我们已经能远眺到那条灰绿色的边界线，它在我们眼里更像一堵悠长的高墙，白天时呈现出模糊的绿色，把湛蓝的天空与灰黄的大地隔离开来，等到天色变暗，天空或是大地投下的阴影也无法把它完全遮住。
它是一条孤寂的风景线，与它作伴的只有几支向上伸展的高压电线塔，它们颜色相同，处境相同。
我除了时常会关注边界在眼中的变化外，也基本上以每天两次的频率关注着指甲缝隙的变化，泛黄痕迹虽仍未消退，但它们也确实没有再度蔓延。我也曾尝试过从缝隙里取些样本下来观察，但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连续几个晚上的尝试都未能成功。
今天早些的时候，我们路过了当地的体育场，一座残破的半圆形建筑。当然，据约翰介绍，它在刚建成时是个毋庸置疑的圆形，曾连续两年被当地居民评为新晋地标性建筑。然而这样的辉煌身姿就维持了两年，等到第三年便毁灭于自然之手。
看到体育场，不爱闲聊的维斯特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跟我们说他曾经差点成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而不是一名医生。约翰看着维斯特眼睛前的厚镜片，咧起嘴角耸耸肩表示不信。
我是第二次听到维斯特提起这件事。跟随他的声音，我把注意力从体育场转移到这位“错失梦想”先生的身上。
他状态还算不错，没再像前几天那样被惊恐或是慌张抢夺过思考的主动权——让维斯特感到害怕的罪魁祸首是那几名行为诡异的绵羊，那天之后，他一连几个晚上都在做噩梦，偶尔还会说些梦话，声音虽不足以把睡着的人吵醒，但也够守夜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这足够让我在笔记里再多写下几条有关心理学家和心理催眠重要性的言论。
说起维斯特，我与他的初次谈话是在总局审讯室，当时屋内只有我们两个人，屋外还有三名候选人排队，黛西也在其中。维斯特是所有候选人中唯一的医生，我在简历上看到了他优秀的学历和丰富的经验，又根据他在手术中临危不乱的表现判断出其具备处事冷静这一关键要素。
当前阶段的事实证明。这是判断失误。
第二次谈话的地点有点特别，因为维斯特临时被安排了一场很重要的手术，我们需要把谈话地点改到他所工作的医院。那天我和局长两人到访，我们到时，维斯特还在手术室里没有出来。
我们被护士安排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局长坐在椅子上来回翻看资料，而我特意站到透明落地窗前向，打量起医院周围的环境。与总局的荒凉抑郁恰恰相反，医院地处最繁华的地段，类似于一个浓缩的地面小城，我能看到公寓、工厂、写字楼、娱乐设施等等，各类样式、各类功能的建筑挤在一起，人群在建筑间冰冷的街道上熙熙攘攘。
那天天色阴沉压抑，斜上方的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路上的人因此加快了脚步，整个街道像是一部被调快倍速的电影画面。
我还来不及有所感悟，局长忽然问我：“你觉得在这世道里，谁最先撑不下去？”
“什么？”我想确认下问题。
局长耐心地重复：“楼下那些人里，准确的说应该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里，那种人会在如今的生活中最先撑不下去？”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但我没有提出疑问，而是仔细想了想，就像下属对待领导的工作询问一样。
“第一层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会不断恶化，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会随着时间逐一加剧。”
“不是。”局长摇摇头，目光还在维斯特的档案上没有挪开，“越是活在困境里的人，越会拼命的活着。如果未来我们需要英雄来拯救，我相信英雄会在第一层发迹。”
“第三层？”我再次回答，“维系一个新社会，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是我无法想象的，会首先撑不住这样的压力。”
“我不这么认为。”
“你认为我们最先撑不住，第二层？”我不太认同，我会认为不均衡的社会结构会导致革命，革命最直接的目标永远会是社会的最上方，“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社会关系桥梁的中间部分，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而桥梁的中间部分最容易坍塌，中流砥柱也最容易被蛀虫腐蚀。”
话音刚落，维斯特便推门走了进来。他还戴着口罩，穿着手术服。见到我们，他一边摘下口罩，一边不好意思地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我离开落地窗走向维斯特，并为他介绍我的局长，“这是我们局长，局长，这就是维斯特，一名很优秀的医生。”
“您好，我是维斯特。”维斯特热切地向局长迎了上去。
“地面勘察总局局长，王欣。”局长与维斯特握了手。
“需要水吗？我没有固定的助手，大家都忙不过来，所以招待上肯定疏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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