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允贤刚把张昭的文章读了个开篇，手下的一个主编到他办公室里来，“总编大人，论道报那边已经在安排头版的版面。”
这种事情根本不难打听。如今大明的报社，不管是谁家的，基本都是和筛子一样，消息进了报社根本就没法保密。
而现在已经是将近下午五点许，想要赶上明天的印刷，样报基本得定下来。
所以，论道报那边作出改变头版的决定，明理报报社这边很快就知道。
汪允贤失笑的摇摇头，“定国公徐光祚到底还是武勋啊。我知道了，你去吧。”
将主编打发走，汪允贤继续读张昭的文章。
“事情的起因说清楚，这就要涉及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大明的生员需要承担何种权力和义务。
自弘治十四年报业开始兴起，经过三年的宣传，我想：有一个理念应当是深入人心的。即权力和义务是对等。
这体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大明天子受天下万民的供奉，每年有金花银100万两，有内帑，有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是天子的权力，那天子的义务呢？要让天下的百姓有饭吃，有衣服穿。
比如，大明的百姓，种地要缴纳皇粮国税，要服徭役。苛捐杂税。这是他们的义务。他们获得什么权力？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权！谁要是让百姓活不下去。那就该杀！
诸如此类。
如果权力和义务是不对等，则必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具体到大明生员，其权力有：免除徭役，免税粮，县学禀生发放补贴。还有很多隐性权力。诸位都是见过秀才相公，不必我去详细的多说。
而其义务呢？我尝试着来列举一下。
第一，生员们的首要任务依旧是读书。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是科举。庞大的生员群体是举人、进士的候补。现在虽然有招考制度作为补充，但依然不可否认，科举产生的进士是整个国家的基石。
第二，生员们因为识字、有学问。如今报业大兴，他们天然的拥有一定的舆论权。可以引导地方舆论。
那么，生员们的义务是为自己家族的利益发声，还是为朝廷、百姓的利益发声？
要不要自觉的拥护大明的统治？对抗朝廷的政策、钦差，这是拥护大明的统治吗？
这几个问题，我想每个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不能吃大明的饭，砸大明的锅！
第三，必须要承认，先贤们虽然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具体到大明，有些人是享受司法豁免权的。譬如我，只要不犯谋逆的大罪，应当不会被处死。
因而，我们要承认生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那么大明所有的读书人都应当有一个应尽的义务，在取得一定的豁免权之后遵守大明的律法。
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随意的抨击、雄辩某个案子。律法，当为治世之共识。”
汪允贤默默的读着，喝口茶，蹙着眉。
张昭不愧是大明的名将啊！这篇文章，将问题剖析的非常透彻，将最本质的问题说的清清楚楚。
大明的生员，吃着大明的饭，就不能砸大明的锅。享受了权力，就有义务遵守“规则”。
而从这个角度而言，扬州、金陵的生员确实应该受到处罚。他们正在“肆无忌惮”的破坏大明的根基。
进一步的从这个逻辑上讲，满朝诸公还能继续支持这些士子吗？
顶多从处罚超标的情况去驳斥。但到这一步就是个技术问题。绝对不会有“百官叩阙”的戏码。
兵部尚书刘大夏白搞的“串联”戏码算是白费功夫。
从这个结果来看，这真的是一篇雄文！
而从他的角度而言，明理报到底要不要在头版刊登呢？他是要立场，还是要报纸的销量、口碑？
这是个难题啊。
…
…
汪总编犯愁时，时间悄然的走过。
张昭的文章到京中，首先去的地方是报社。而非朝堂。首辅李东阳等人反而是后来才得知的消息：有雄文北来。
夜间时分，李东阳坐着马车回府中。随即便叫儿子李兆蕃送来张昭的文章。
索要文章，对于大明首辅而言，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稍后便有真理报社复印的文章送来。
标准的字体，标准的纸张，印刷出来的。
书房之中，李东阳没有急着读文章，反而是有点出神。
他身为文坛宗师，大明首辅，对“印刷术”的改进当然是看得很深刻。
换言之，印刷术的改进，是如今文风正在转为白话文的最根本的原因。
诸子百家难道不想把他们的思想更准确的记述，流传下来吗？因为当时是用竹子做书简，用锦帛来书写，成本非常的高，必须要用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准确的意思。
汉以来，不就是经学、赋兴盛吗？再到如今的大明，世情小说等读物更胜于诗词。原因不就在于此吗？
大明的文风自李梦阳等人掀起复古运动之后，又要开始改变了！而且，随着小学的推进，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改变将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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