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於京口，暨禄於仪真，刘成於浙，李凤於广州，陈奉於荆州，马堂於临清，陈增於东昌，孙隆於苏、杭，鲁坤於河南，孙朝於山西，丘乘云於四川，梁永於陕西，李道於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於卢沟桥，沈永寿於广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於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诸所进税，或称遗税，或称节省银，或称罚赎，或称额外赢馀。又假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帝以为能。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四万，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李道诡称有司固却，乞如旧便。帝遽从之。又听福府承奉谢文铨言，设官店於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世卿又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徵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事闻，诏法司治之，监竖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天下税额三之一，免近京畸零小税。光宗立，始尽蠲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派入地亩、行户、人丁、间架者，概免之。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三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三俊悔，疏争不能已。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
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收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而折色、本色递年轮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洪武初，设於太仓黄渡，寻罢。复设於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
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於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於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剌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罢之。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抚朱纨访知舶主皆贵官大姓，市番货皆以虚直，转鬻牟利，而直不时给，以是构乱。乃严海禁，毁馀皇，奏请镌谕戒大姓，不报。二十八年，纨又言：“长澳诸大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乱，而巨奸关通射利，因为向导，躏我海滨，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纨辄以便宜诛之。御史陈九德劾纨措置乖方，专杀启衅。帝逮纨听勘。纨既黜，奸徒益无所惮，外交内讧，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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