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带上钱，日夜兼程，乘船回到上海，找到淮安路上次来时的住所，却见大门紧闭。敲了敲门，也没有人应声。问了问左右的邻居，邻居都说这里租房的人已经搬走了。
刁斗心里有些懵懂，冷静下来一想，以为高先生一定是赴任去了，和公子等人也一定是跟着到任上庆贺去了。这样想时，刁斗来不及多加思索，匆匆又买了去海阳的船票，急急忙忙赶往海阳。
行了几日，船到海阳，下船登岸，刁斗逢人便问县衙在哪儿？等找到了县衙，向门人打听了一番，得知这海阳县知事果然姓高，刁斗便兴冲冲地告诉门人，说道，“我就是来给高知事当科长的。”
看门人见他说话这样牛气，也不敢怠慢，领他进了县衙大院，一同来到高知事的门外，禀报一声，“高知事，刁科长来见您啦。”
高知事听了，在屋里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声，“什么刁科长？”跟着走出屋来。
看门人指了指刁斗，告诉高知事，“这位先生说，他是来这里给您当科长的。”
刁斗看着这里的高知事直发愣，怎么也无法和在上海见过的高知事联系起来，怯生生地问道，“你真的是这里的知事？”
高知事听了，瞪了刁斗一眼，忿忿地反问道，“照你看来，难道我是假的不成？”高知事大喘了一口粗气，骂道，“你要是脑袋没问题，小心我给你关进大牢。滚！”
这一句骂，唬得刁斗两腿发抖，一边退下，一边结结巴巴说道，“我找错了，我找错了。”
出了县衙，刁斗才醒过神儿来，确信自己中了骗子的圈套。
甄永信无法适应上海的生活。最要命的，是上海人家里没有厕所，只有一只马桶放在墙角，不用时拿盖儿盖上，用时，打开盖子就方便。往往吃喝拉撒都在一间屋子里，弄得人一点食欲都没有；每天早晨，街口停着粪车，家家户户把便桶端去倒掉，接着是用刷子哗啦哗啦洗马桶的声音，听了就让人倒胃口。
初到上海时，世仁还能陪着爹四处走走，没事时，和爹说说话。日子一长，就和自己的一帮朋友混到了一块儿，渐渐把爹扔在了一边。那宗和到了上海，也如鱼得水，成天和世仁他们混在一处，不再像在京城时那样，每天提着好吃的，来陪甄永信说会儿话。现在只有琪友，天天和甄永信在一起。
一来是琪友的年岁，比世仁他们都大些，看不惯世仁他们平日里的胡乱作为；二来是甄永信在身边，让他总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而甄永信呢，一路上也因为有琪友在身边，收敛了不少，不敢做出什么轻薄的举止。
这一老一少，两个大男人，像两面对照的镜子，彼此监督着，各自在心里约束着邪念的冲 动。世仁他们就不一样了，虽说不敢当着甄永信的面儿胡来，可是，根据他们每天回来时的一脸倦顿，甄永信还是能推测出他们私下里，背着他，都干了些什么。
儿子大了不由爹，甄永信隐隐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儿子世仁。虽然现在自己依然天天守着世仁，而世仁，却正像河岸边一条断了缆绳的小船，在他无奈的视野中，渐行渐远……
偶尔从世仁和同伙的谈笑中，甄永信能判断出他们正在做的，是些什么事情，手段有多残忍，往往让他心惊胆颤。有时，他想拿“江相派”的戒规提醒孩子们收敛些，不想每次他的话刚出口，世仁嘴角就露出不屑；或是说些不相干的，把他的话挡回；或是找一个借口，匆匆走开，令甄永信陷入失落无奈之中。
想想这些年，为了寻找世仁，他几乎是义无反顾，寝食难安。如今找到了儿子，就在儿子身边，他却觉得心里依旧寝食不安。
慢慢的，甄永信开始想家了，而且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了，甚至就像当初要找到世仁那么强烈。
他惦记着二儿子世德。
世德今年二十四了，中学早已毕业，不知现在干些什么？他早已过了成家的年龄，也不知现在结婚了没有？要是成家了，媳妇是哪里的人？谁家的姑娘？爹不在身边，婚礼办得是否体面？世义的腿脚不好，现在不知比原先加重了没有？世义媳妇怎么样了？两口子要是没有什么毛病，该有孩子吧？不知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玻璃花儿眼妻子的眼疾，比原来更重了吧？头上的白发，也该比原先多了些吧？这一点，看看自己的头发，就该知道，离开家时，只两个鬓角有些花白，现而今，差不多是满头白发了。
“琪友，”一天，趁世仁他们不在身边，甄永信冷丁问了琪友一句，“想家吗？”
“想！”琪友几乎本能地回答道。
“好吧，”甄永信懒怏怏地嘟囔了一句，“把咱们的东西收拾一下，明天就走。”
听说父亲要走，世仁有些生气，埋怨道，“爹，你看你，才来这儿几天？就急着要走，在我这有吃有喝，玩的地方也比家里多得多，也没人惹着你，哪一点不比家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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