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只是唉声叹气道：“女士，我也是叫人骗了。那卖帽子的纺织工来寻我的时候，只说是美国公司来巴黎招聘采购专员，我上了他的恶当，去市区里的帽子店到处下单。结果案子爆出来以后，他已经拖家带口的消失不见。主犯没了，我这个从犯便成了替罪羊。他们把所有的债务都归到我的脑袋上，这才欠了一万法郎。”
克拉拉安慰道：“我先前就说了，在巴黎这个大社会过日子，你必须把你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虚假的故事抛开。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欺骗，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无情无义的背叛。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在促膝长谈的一夜后，第二天黎明刚刚睁眼，便会毫不犹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
亚瑟点头认同道：“女士，昨天你同我说的话，我整整想了一晚上。拿破仑在1793年是革命党，1804年却戴上铁铸的皇冠。那些在1792年时高呼‘不平等母宁死’的革命派，到了1806年时却一个接一个的接受了贵族头衔的封赏。
可见在法国，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发点，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政府也罢，个人也罢，根本谈不上逻辑。因此，那些循着历史道德主义的家伙连知名的学者都做不上。
在这个国家，成功便是至高无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为辩护，不管哪一种。事实本身毫无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实的态度。那下作的骗子只不过是弄了一身光鲜亮丽的行头，我便真的以为他是美国来的大船主了。
由此可见，只要外表装点的好看，藏起生活的内幕，只拿出灿烂的一角，便足以让大部分人都觉得你足够高尚。大人物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但他们和穷光蛋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丑事都是在暗地里干的，他们平时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阁下。
而我这样的呢？我在暗地里发扬美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我的倒霉事，所以我才被人轻蔑。只要我从今往后能宣扬高尚的品质，不叫人看到我的疮口，那我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道德君子。我当然可以公然爱上一个女戏子，和她同居，这是我们俩的自由，没什么人好责备。不过如果我同公众的意见对立，不服从社会的规则，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亚瑟虽然表面上是在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是暗地里却是在点克拉拉。
这位泼辣的法国姑娘虽然把梯也尔的话倒背如流，但可惜的是，她对于这些话的理解却并不多。
看在她先前那段话对自身的启发上，亚瑟还是委婉的告诉了她，梯也尔飞黄腾达后立马从她身畔抽身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同样是历史系的大学生，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参事院长，有的人却进了监狱呢？
归根到底，名声、外表和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看起来很虚幻的东西，可以让一位穷到揭不开锅的工人成为让人深信不疑的美国大船主，也可以让梯也尔这个身高一米五的家伙摇身一变成为法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如果拿着一把小刀去抢劫银行，这样的行为，在伦敦会上绞刑架，在巴黎要上断头台。
但是如果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商人宣布破产，那不过是把财产换了个地方，远远到不了要阴阳两隔的份上。
怎么抢钱，方式的选择非常重要。
所谓文明社会，就是把原本野蛮的手段用虚伪装点一下，以便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了。
亚瑟这些话也不全是现编的，有些正好是他昨天润色新书《百万英镑》时的所思所想。
克拉拉瞧着亚瑟，那眼神简直就像是想要把他的颅骨都给穿透了。这姑娘的心理十分复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她从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总觉得他与曾经的老情人有几分相像，虽然两者的个头差距足有三十公分，但那股只有姑娘家才能察觉到的气质却是一模一样的。
“你开窍了。”
亚瑟挥舞着手中的稿子坐到了克拉拉的身边：“我不光开窍了，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发财法子。你还记得我之前是怎么欠了一万法郎的吗？那位编帽子的该死纺织工为什么非要雇我去同大帽商谈买卖，而不是雇其他人？
因为人这个物种，虽然经常犯蠢，但偶尔也有精明的时候。一个人穿着顶好的衣装去行骗，未必能够骗过所有人，但如果搭配上与衣装相匹配的谈吐，那么行骗的威力立马倍增。如果骗子还能拥有一些看起来吓人的头衔，又或者是一些名声，那就足够把全巴黎的钱都给骗到手了。”
克拉拉托着下巴靠在墙边调笑他：“我瞧见了什么？一个新无赖的诞生。也许我不该同你说那些话的，我还记得昨天你是多么平凡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今天你却发誓要靠行骗为生了。”
亚瑟张开手臂道：“何止是我在骗呢？花花公子欺骗富家小姐，公司的经理人欺骗股东，国王政客欺骗人民大众。我只是没有坐到他们的位置上，所以我暂时还没办法粉饰自己的行为，也没有权力叫你这样知道我是在行骗的家伙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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